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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大旨,细看公共知识服务党政对国民作出什

基本文化权益“兜底”“老少边穷”成精准扶贫对象、鼓励降低商演和电影票价、为群众提供对路子服务、让数字文化资源为智能社区“点睛”……1月14日,中办、国办公布《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作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关键性的制度设计,这份意见就像一张扎实的文化民生“施工图”:任务明确,标准具体,进度明晰。按“图”索骥,我们来看看公共文化服务新政对老百姓作出了哪些承诺。 百姓基本文化权益新政“兜底” 对百姓读书看报、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观赏电影、观看演出、参加文体活动和免费使用公共文化设施等基本文化权益,政府明确了保障底线。 作为意见附件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以表格的形式,一目了然:“为农村群众提供数字电影放映服务,其中每年国产新片比例不少于1/3”“县级以上设立公共体育场”“为每个县配备用于图书借阅、文艺演出、电影放映等服务的流动文化车”…… 标准是政府划定的保障底线,重点是“兜”住百姓享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底”。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巫志南梳理出标准的三个特点:一是“提低”,充分体现对现有公共文化基础薄弱、设施简陋、资源匮乏、投入不足地区的有效提升。二是动态平衡,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取各级政府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中准线”,力求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与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支付能力之间持续保持动态平衡。三是“不降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应略高于国家标准,向当地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或富有当地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 “老少边穷”成精准扶贫对象 保障农民工留守家庭 显然,“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命题的提出,就是因为目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公共文化服务并不均等。但改善文化民生、提高贫困地区群众和特殊群体文化生活质量,又不能搞“一刀切”。 由是,意见提出,要明确老少边穷地区服务和资源缺口,实行精准扶贫,并将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生活困难群众作为重点对象。 “关注这部分群体的文化需求,不仅仅是社会公平正义和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应有之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兼政府研究所副所长杨永恒表示。 免费+优惠:鼓励降低商演和电影票价 “免费”是意见中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公共博物馆、公共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免费之外,还要“优惠”。标准特别规定“未成年人、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和低收入人群参观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实行门票减免,文化遗产日免费参观”。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之外的文化服务项目,意见鼓励以“优惠”价格提供,比如完善公益性演出补贴制度、支持艺术表演团体提供公益性演出,鼓励在商业性演出和电影放映中安排低价场次或门票,鼓励网络文化运营商开发更多低收费业务。 巫志南认为,“免费+优惠”大大拓展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发展空间,也会培育和带动文化消费市场。 政府为群众公共文化服务“买单” 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在标准中就提出要采取政府采购等方式,为农村乡镇每年送戏曲等文艺演出。 “这一方面可以解决公共投入不足的问题,缓解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提高效能。”杨永恒如是解读。 目前,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制定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和指导性目录,已正式上报中央。 为群众提供对路子服务 将“选择权”交给群众 曾经,一些地方提供的书籍不对群众路子、播放的电影不合观众口味,内容选择上群众既唱不了主角、也当不了裁判,“服务效能”更无从谈起。 基于此,此次意见提出,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群众文化需求,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目录,开展“菜单式”“订单式”服务。 巫志南认为,这是将“选择权”交给群众十分重要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在广泛征询人民群众意愿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菜单”涵盖范围,在“菜”的来源上真正体现群众的主导性和主体性。 工、青、妇、科等拥有大量公共文化资源的领域,也被纳入视野,意见提出,“推动科技馆、工人文化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以及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免费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让数字文化资源为智能社区“点睛” 目前,互联网渗透融合社会生活各领域和全过程已是不争事实。如巫志南所说,主动积极应用网络技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提高服务效能是明智之举,也是加快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 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的路径:统筹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数字化图书馆博物馆建设、数字农家书屋等项目,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在基层实现共建共享;鼓励各地整合中华优秀文化资源,开发特色数字文化产品;加强推进数字文化资源在智能社区中的应用,实现“一站式”服务。 乡镇文化站编制至少1人 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心在基层,乡镇文化站是基层“枢纽”。但在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文化专干不专、没编制待遇低,有的文化站工作人员长期被抽调搞乡镇中心工作,文化站被迫常年关门,以至于出现“空气站、牌子站、无人站”的怪现象。 显然,“人”的问题是个突出问题。意见和标准明确,落实每个乡镇综合文化站编制配备不少于1至2名,规模较大的乡镇适当增加。 “效能”成考评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一些地方缺乏文化自觉,“重经济、轻文化”,单纯追求GDP增长,对文化“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意见的这条规定,就是要扭转党政干部的文化政绩观:以效能为导向,制定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考核指标,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纳入科学发展考核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考评制度,考评结果作为确定预算、收入分配与责任人奖惩的重要依据。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期待各地结合各自实际,也扎扎实实地制定出详尽的施工细则,把这份普惠文化民生的改革新政以工程进度台账的形式得以实现。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题:政府主导·提高效能·精准扶贫——聚焦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三亮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25日表决通过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保障取得历史性突破——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和基本文化需求实现从行政性“维护”到法律“保障”的跨越,公共文化服务将实现从可多可少、可急可缓的随机状态到标准化、均等化、专业化发展的跨越。

坚持政府主导,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政府”理念

法律明确提出“政府主导”公共文化服务,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规定了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管理、提供、保障中的职责。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杨永恒认为,这有利于强化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主体责任,建设责任政府,树立正确的文化“政绩观”。

“综观这部法律,堪称奠定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石、公共文化服务‘中国创造’的基本制度,当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李国新说,国家指导标准、地方实施标准和目录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既有基本共性又有特色个性、上下衔接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指标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战略构想,通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的制度构建实现了法律化,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定信念和鲜明特色。

法律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界定打破了设施的行政隶属界限,把科技馆、体育场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明确纳入公共文化设施范畴。有数字显示,全国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部门拥有可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各类设施有6800多所,比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的总和还多。“长期以来这些设施游离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之外,实际上是很大的资源闲置浪费。由政府主导把这些设施纳入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带来我国公共文化设施数量倍增的效果,是盘活存量资源、提高综合效能的有力举措。”李国新说。

提高效能,坚持问题导向打出“组合拳”

服务效能不高,是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突出短板。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法律打出“组合拳”。

为有效解决目前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存在的“散、乱”问题,法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新建、改建、扩建、合建、租赁、利用现有公共设施等多种方式,加强乡镇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推动基层有关公共设施的统一管理、综合利用,并保障其正常运行。

近年来,国内一些新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远离居民住宅区、远离人群聚集区,最终造成使用效率不高、设施闲置浪费。对此,法律明确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标准,规划和建设配套的公共文化设施,还规定城乡建设确需拆除公共文化设施,坚持先建设后拆除或者建设拆除同时进行的原则。李国新认为,在我国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城乡建设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一规定无疑针对性强、适时管用。

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重设施建设,轻管理利用”的现象,法律把完善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作为政府的保障责任写入总则,同时做出相关规定:坚持需求导向,建立反映公众文化需求的征询反馈制度;继续深化改革,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根据其功能定位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公众参与的公共文化设施使用效能考核评价制度、公共文化机构开展服务情况的年报制度、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使用监督和公告制度。

针对一些公益性的公共文化设施过度商业开发、过度从事商业收费、商业运作,改变了公益性质,法律明确,不得将公共文化设施用于与公共文化服务无关的商业经营活动。

“公共文化设施用地由国家无偿划拨,公共文化设施管理运行和提供服务所需经费,由各级公共财政提供保障,使用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商业经营,有违公共文化设施的基本性质和功能定位。”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巫志南说,“公共图书馆内配套开设咖啡简餐、博物馆从事文创产品开发等准商业服务,应当严格遵循紧密配套、便利群众、相对低价、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原则。”

精准扶贫,强化对农村地区和特殊群体文化权益保障

城乡都需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但目前最为需要、欠账最多的还是农村。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应多关注农民的基本文化服务,落实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扶贫。

对此,法律规定,国家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并提出面向农村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应当符合农村特点和需求,提高针对性和时效性。

“应加快推进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过去‘大水漫灌’‘计划配送’供给方式,调整供给的品种结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切实针对不同农村地区特点和不同农民群体实际需求,实行精准、有效供给。”巫志南说。

与此同时,法律也要求关注和保障“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流动人口”等群体的文化需求。杨永恒说,将老少边穷地区和特殊群体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重点保障的对象,不仅是社会公平正义和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模式精准对接群众文化需求,推进均等化,打通“最后一公里”。根据法律规定,国家统筹规划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建设公共文化信息资源库,实现基层网络服务共建共享。国家支持开发数字文化产品,推动利用宽带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和卫星网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专家认为,这标志大数据技术也将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尤其是对人民群众的需求识别、精准服务等,将带来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汇聚方式、行为模型构建以及智能分析、决策支持一系列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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